贾樟柯:我对商业无感,我只是在演一只猴子

今年是贾樟柯处女作《小武》拍摄的二十周年,最近,他重出了电影手记《贾想1》,又推出新作《贾想2》,他在书里把这二十年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身处动荡巨变时代的记忆,而另一个,是在改革尘埃落定后时代带给他的痛苦,这两部分组成了贾樟柯,当然也构成了他镜头里悲凉底色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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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影迷来说,这二十年的记忆还得从那部横空出世的《小武》说起,这也是贾樟柯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变化的开始。

1997年,破败不堪的小县城,老实巴交的扒手小武,台球桌,录像厅,卡拉OK,发廊,贾樟柯近乎一比一地还原了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不掺杂丝毫的人为干预,用纪录片的方式将这个北方小镇的失落青年,这个情意十足甚至有些阿Q影子的小偷呈现在观众的对面。

那个年代,中国的小县城有千千万万“小武”,只是从来没人表达过他们,至少镜头前没有,但贾樟柯这家伙一把就抓住他了。

陈丹青在纽约看到《小武》时惊呼到:“这次对了!一个北方小痞子,烟一抽、腿一抖,完全对了!”

小武是中国到处可见的县城小混混,在影片开始,他是个没有理想、没有地位、没有前途的青年,站在公路边等车,他对暧昧、友情、亲情都抱有希望,然后一直混到一切幻灭、电影结束——手铐铐住,蹲下,街上的人围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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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显得如此真实,而“写实主义”更是贾樟柯的“生存之道”。比起第五代导演,作为第六代的贾樟柯把那个时代表现得更为精准,这其实都源自文学给他打好的“底子”。

少年贾樟柯其实社会气息比较浓重,喝酒、打架、结拜兄弟、蹦迪、看录像一样不差,高中时还被称为“汾阳霹雳舞小王子”,至今“擦玻璃”都有板有眼。不过他还喜欢画画,喜欢沈从文、张爱玲,喜欢西方文学,爱写诗,写小说,甚至被作协看中,险些去做了专职作家。

未考上汾阳人都向往的南开大学后,贾樟柯去山西大学开始学习美术,他租住在山西大学附近的许西村村民家里,隔壁有一家公路电影院。有一天贾樟柯实在无聊,买票进了影院,看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完全被西北深刻、厚重、充满着赤诚而雄浑的力量震住了,他一边看一边流眼泪。

看完之后,贾樟柯发誓以后一定要当导演。

而之后关于电影美学的价值观形成,贾樟柯说,这完全来源于博尔赫斯小说的阅读经验。博尔赫斯用一种不带修饰成分简洁具体的文字意向,通过白描为我们构筑起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想象世界——这正是贾樟柯在拍电影时非常想去实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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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小武》一样,从头到尾贾樟柯都像是一个记者,一个目击者,冷静克制地把握着情绪,用镜头精准、真实、有力地“还原”现场,他不想用陈辞滥调地方式抒发胸臆,他需要的是电影的“体验”感,他想让每个观众进入电影,如他一样“体验”每个时代无法阻挡的变化。

正如许知远所说:贾樟柯的最佳时刻,不是来自于他的深思熟虑,而是他的敏锐与穿透力,他能意识到崭新的时代情绪,准确、迅速地表达它。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

《小武》的成功便来自这种对时代朴质地还原,而《小武》之后的《站台》《任逍遥》《三峡好人》《天注定》等等都在国内外拿奖拿到手软。这位1970年出生的导演,不算多产,但早已成为中国“好电影”、“好导演”的标准,他的作品也成为外国人看到中国人真实生存气息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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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问题迎面而来——“你是否是在出卖某种中国的现实和底层人民的生活,来获取你的衣食无忧?”这是《天注定》在海外放映时,现场留学生向贾樟柯提出的质疑。贾樟柯显得比较淡定,因为没有一种艺术工作是不被人谈论的,除非你的电影的确没人看,但同时感到的是失落。

这种失落来自于观众的固化思维,贾樟柯说:“我刚拍电影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激情,觉得电影可以改变世界,但现在我觉得世界改变得太慢了,二十年算三代人,三代人过去了,思维模式没有任何变化。

在这二十年里,贾樟柯曾经敬重的第五代都悉数向商业“缴械”。譬如拍出《黄土地》让贾樟柯决心做导演的陈凯歌,早期的作品他确实带着真诚,带着对文学的敬仰和对文字娴熟地掌控,但到后他基本上是商业化了。有些人说《霸王别姬》是他的巅峰,但在贾樟柯看来,他只归类在那种通俗情节剧的模式,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具有一定人文色彩的商业电影。

还有张艺谋,贾樟柯更是嗤之以鼻:“你会发现到《英雄》的时候,一个我们钦佩的导演,一旦不依托文学进入商业电影时,他身体里的文化基因就会死灰复燃。他们感受过权威,在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权力是有向往的,对权力是屈从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拍过《秋菊打官司》的导演,在《英雄》里反过来却会为权力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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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批驳这些商业化的导演时说:“作为一个导演,他们没有自己的心灵,没有独立的自我,所以他们在多元时代里无法表达自我。”原来那些让我们感到欣喜的电影,有他们强烈个人色彩的电影,并不是独立思考的产物,并不能完全表达这个导演的思想和能力,用贾樟柯的话说,他们之是借助了中国那时候蓬勃的文化浪潮,依托了当时的哲学思考、文学思考和美学思考。

这二十年,可能只有贾樟柯还在坚持文学对电影骨架的支撑,坚守他对时代的思考,并且喜欢他的人都清楚,这从不会过时。至于那些说他“卖国求荣”的瞎子,唯一的解释是他们或许没有看过颠覆基督教牧师形象的《聚焦》,也未曾涉猎《超脱》这类边缘群体的佳作,所以对电影的理解只能停留在是非的浅薄之中,也幸好他们并非大多数。

而对于商业,贾樟柯说他无感。商业是人类所有活动的联系,如果你只是闭门造车,那你可以不管不顾,但若你要出来做事,做电影,那商业就是你避不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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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小武》那年,除了拍戏,贾樟柯每周还要去北京电视台的一档儿童节目上演一次猴子。那时候他想的只有一点,我要活下来,这样才可以安静地写剧本。“如果需要通过演猴子,让自己活下去,那就去演猴子啊,这也是创作嘛。”贾樟柯略带调侃地在访谈中这样说到。

直到今天,贾樟柯也依然需要时不时地“演一下猴子”:为了争取自由的创作空间,他需要在创作之外接拍商业广告;为了做“柯首映”他不停地抛头露面,提升影响力;为了做“添翼计划”,投资拍摄青年导演的处女作,他需要接下一个巡回路演的工作,每周去一座城市演讲。

因此,被扣上“资本家”帽子的贾樟柯有些忿忿不平,“其实我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电影在做,对于赚钱,我确实没有太大兴趣。

贾樟柯:我对商业无感,我只是在演一只猴子

然而这种向商业的“妥协”,有时还是会令他困惑,甚至对他的作品也有不少影响。他近年来的电影,不论是《天注定》暴力、生硬、粗犷的表达,还是《山河故人》全面向市场的妥协,用科幻色彩的2025年作为结尾,都传达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

也许贾科长也走上了中国导演的老路,在手段和资源成熟之后,试图去驾驭商业电影,却反被商业侵蚀得不成样子,看看陈凯歌的《道士下山》,看看张艺谋的《长城》。一个导演最大的悲哀,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而随着时代、随着资本和流量调整自己的镜头。

贾樟柯应该坚守自己的写实主义,甚至就把目光聚焦那个曾让他一鸣惊人的故乡汾阳,他应该如后浪潮领袖莱奥·卡拉克斯,如海峡对岸的文艺大师侯孝贤,如中国最牛纪录片导演王兵一样,不断在自己的领域打磨,专注自己最核心的表达。

贾樟柯:我对商业无感,我只是在演一只猴子

在与许知远的对谈中,贾樟柯也谈到了最近这一两年他在工作中遇到的来自公众的压力和质疑。他将这些压力和质疑归结为三点:

“第一,你的作品是不是在取悦西方人?第二就是面对市场的煎熬,说你的电影没人看,是一种脱离大众的自私的电影。第三个就是因为我要生存,每年拍大量的广告,我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受商业世界欢迎的人,商业化是否是一个污点?”

这些问题,或许会在下一个十年中继续困扰着贾樟柯,但显然,这些困惑并没有让他对商业却步。他即将上映的《江湖儿女》讲述山西塞外,一对恋人之间错综复杂横跨15年的犯罪爱情故事;他正在制作的《在清朝》也依旧将目光放在了关于社会以及地缘政治的问题上。

已经对与公众达成“共识”这件事不感兴趣的贾樟柯,依旧从容不迫,依然用电影去面对他所经历的每一个时代。这不,他还迷上了VR,他的首部VR电影也正在筹备中,剧本是关于这个时代的符号——“网红”。“很久没有拍过年轻的女孩子了,我想拍直播时代的《海上花》”,贾樟柯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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